新闻爆料:0371-86102170  监督举报:0371-65709096     时代报告网 | 网站地图 | 设为首页| 时代传媒微店
 

地市导航 郑州 开封 洛阳 平顶山 安阳 鹤壁 新乡 焦作 濮阳 许昌 漯河 三门峡 南阳 商丘 信阳 周口 驻马店 济源
您现在的位置:时代报告 > 新闻 > 河南 > 专题 > 特别报道 > 正文

1977:决策恢复高考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

文/碧 澎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地写上一笔,上百万青年投身到火热的高考“战场”上。而此前,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10年。

揭开序幕:邓小平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

1977年6月,温元凯给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内容是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方面的。他没想到,方毅不仅给他回了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党委,要党委支持他的基础化学研究。后来,温元凯得知,是方毅推荐他参加了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这年暑假,温元凯突然接到通知,让他赶去北京开会。温元凯心想,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教,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有什么关系?1977年8月3日,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在机场迎接了温元凯。刘告诉他,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副主席邀请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到会场拿到会议资料,打开册子一看,温元凯大吃一惊。这个名单上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等等。温元凯心想,这个会议肯定是很重要的。

会议是邓小平主持的。他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他说自己已向中央建议,科技、教育荒芜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当时“文革”刚结束,左的思潮在社会上还很猖獗,所以30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以后,大家推年纪最大的先发言。温元凯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因为自己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温元凯没敢举手发言。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考虑得十分周到。他专门将拟定的招生办法“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中“单位同意”一条去掉。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所以,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以后,因为最年轻,又很活跃,温元凯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人民日报》很快发表了对他的访谈《不怕扣白专帽子的温元凯》。1978年左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高于一切的追求》,报道了温元凯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研究和提出倡议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元凯也成了改革的受益人。

一锤定音: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回忆4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查院士从房间里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以及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

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刘西尧也肯定了这一点:“还来得及!”

一个历史决议就这样初步决定了,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当年恢复高考。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0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和女儿一同参加了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三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恢复高考:时代的拐点,新的春天到来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刊登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人们冰封已久的心。时至今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依然情不自禁地感喟: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是个赤脚医生……

恢复高考制度,给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权利,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很多人都记得,十年动乱期间,高考制度被“扔进垃圾堆里去”,张铁生的白卷轰动一时,通过推荐上大学,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十年浩劫,人才短缺。1975年,邓小平就曾敏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听到恢复高考的建议后马上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个果断的决定,向全社会传递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强烈信号,使“读书无用论”被一扫而光,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走上正轨。此后,一批又一批学识丰厚的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行各业的主力军。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止于高考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拾回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样东西叫“稳定”。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通道不存在,那么普通人向上的发展还有什么方式?

第二样东西叫“价值观”。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是勤劳致富。富裕的人通常比较聪明、勤劳、重视学习。然而“文革”中却反过来了,富人是通过剥削致富的,所以要消灭带有剩余价值的劳动;穷人要致富,就要搞阶级斗争,而不是靠知识和勤劳。恢复高考相当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这对当年社会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样东西叫“科学与民主”,即五四运动所宣扬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这对高等教育后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中国产生延续五四启蒙思想的人才,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教授也谈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重新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通行的原则是“唯成分论”,红五类、黑五类,个人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一个“不良”的家庭出身,就要注定你一生坎坷的命运。

恢复高考,用“分数论”打破了“成分论”。被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分数”,在当年却正是被很多人推崇的标杆。因为它至少给大家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虽然当年高考还需要政审,但很多“黑五类”仍然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然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正因为高考制度能够影响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每一次高考制度的变革都成为社会热点。从高考科目设置的革新,到春、夏两季高考招生的试点;从夏季高考日期的提前,到复旦大学通过面试自主选拔录取大学生……每一项改革,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神经,每一次“破冰”之举,都书写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

1977年的冬天,当570万考生即将走进尘封十年的考场时,饱尝计划经济之苦的中国竟然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制试卷。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解了燃眉之急。今天,当我们有充足的物资、高超的科技来保证高考顺利进行时,更应该关注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