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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责任

文/碧 澎

近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遭到不少质疑,无论是文学界内部还是社会舆论都对当下文学的表现感到有些困惑。文学被推向边缘,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些人将这种状况归因于商品经济和数码技术的冲击,抱怨大众文化的风行降低了读者的品位,甚至指责文化整体水平下滑。问题的要害到底在哪里?纵观近年来潮水般涌现的各类作品,我们认为,不是人民大众疏远了文学,而是文学遗忘了自己的责任,远离了人民。责任历来就是文学的脊梁,是文学的生命和力量所在。

文学的责任是反映社会生活,描绘时代巨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跃迁,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巨变,一个波澜壮阔的崭新时代正在中国人民手中被无限展开。伟大的时代变革,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壮举,为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在青年作家李清源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由乡入城的青年形象,《苏让的救赎》中的苏让、《二十年》里的崔南与刘佩瑶,《走失的卡诺》里的皮二娟,《夜归人》中的周易,等等。他之所以将创作聚焦到这一类人物的身上,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


青年作家李清源

李清源是农村人,在农村长大,医专毕业后又回老家开了几年诊所,后来因为孩子教育问题,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生活。所以当他开始写作,他首先指向的,必然是自己所熟悉的这个人群和他们的生存状态。

“而我之所以比较多地描写这个群体,不仅因为我熟悉他们,可能还基于某种责任。”李清源说。

“离乡”二字说起来简单,其所寓却大,从中可以窥见这个时代的荣枯与得失。这群人的颠沛流离,他们的欢喜悲伤,也不尽属一己之取舍与成败,还有更深邃更广远的东西值得探究。李清源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有责任就身处的时代发声,写作者可以不必为某个群体或阶层代言,但一定要为所处的时代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为置身的这个时代留下属于自己的历史证词。

“说到‘责任’这个词,可能有点大,有点虚妄,有点臭不要脸。”李清源自嘲道。但“责任”却真实地存在,像一团火,隐藏在他的心灵深处。或许,在写作之初,没几个人会胸怀大志,慨然以千古自期,道义自认,李清源说至少他没这么想过。“但具体写起来,那团火就会在心中悄然燃烧。那么我就遵从它,并试图用它的光和热来照亮我的写作,获取抱臂之外的温暖,然后向着文学的深处走下去。”

在当下中国,走出乡村、奔赴城市这一普遍现象背后的社会现实无比复杂、无比沉重,也无比艰辛。不论是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的皮二娟和苏让们,还是已经在城市站稳脚根的周易、崔南和刘佩瑶们,他们的经历都包含着血和汗,以及苦涩的泪。而李清源将他们的故事一一描述出来,成为这个大转型时代“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注脚。

与文学作品中“离乡”的人物塑造相对应的,是时下很多作家热衷的“原乡”建设,以原乡为叙事背景,在文本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虚拟王国,并试图以此在文学世界里画地分疆。在李清源看来,原乡建设“其实有点讨巧”,试图以此画地分疆的野心也似乎“显得狭隘”。他认为,小小的原乡同样可以呈现无比多元与复杂的世界,并籍以揭示人类社会最隐蔽的真相、最曲折的道路、最幽微的人性以及最无规律可以遵循的荣枯兴替。所谓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小中往往可以窥大;但是并非所有理论都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是每一种范式都可以周应万物而不易。

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其剧烈与急促为古今中外所仅有,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区每一域,都在极度短暂的历史时间内发生着难以逆转的变化。尤其是乡村。“如果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依旧基于传统乡土记忆,津津有味地在文本中虚构所谓的精神原乡,试图在这个原乡上呈现这个时代的繁芜和真相,似乎就有点刻舟求剑了。”李清源说。他更愿意用原点来代替原乡,从文本世界的原点出发,走向无穷远的远方,发现无限大的世界。在他看来,文学绝不仅仅是文学本身,对于写作者来说,文学是世界,是万有,不管形而上的写作还是形而下的写作,都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表现,而文学的责任,也在于反映社会生活,描绘时代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