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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立场

文/王 君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发人深思的提问。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是振聋发聩的回答。

7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

75年来,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创作了大批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大众”,成为中国进步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

“延安文艺座谈会”油画
“延安文艺座谈会”油画

为群众,如何为群众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为群众,如何为群众》。他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同一个时期,延安的共产党人还发动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一个全新的反映共产党的理念的艺术作品 。

那时,不到20岁的贺敬之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座谈会,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这次机会,正好被贺敬之逮个正着。毛泽东在演讲中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1944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这首《北风吹》是《白毛女》中的著名唱段,简洁而生动,在短短六句歌词中,既有写景抒情,又有叙事交代,情境合一,在开始就将人带入到了风雪扑面的情景中,又表现出了喜儿既欣喜又不安的心情。

演出过程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当幕后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歌时,掌声经久不息。座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也深为感动,毛泽东在喜儿唱出“太阳底下把冤申”时,眼里闪出泪光。《白毛女》将来源于生活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进行艺术上的构思、提炼与升华,赋予了这一故事新的主题与新的艺术形式,使之焕发出了全然不同的生命力。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

古城延安到处飞扬着“北风吹”“扎红头绳”的曲调。据说毛泽东在窑洞里与女儿李讷嬉戏时,用浑厚的湖南腔调唱起“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如果说贺敬之改变了《白毛女》,让这个民间故事具有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白毛女》也改变了贺敬之,让他获得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与主体意识。

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成了文艺界的核心命题,创作集体中从周扬、张庚等领导者到贺敬之、丁毅、马可、张鲁等具体创作者,都认可并信奉这一艺术理想,并将之作为创作《白毛女》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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